丁玲的儿子叫蒋祖林，据他的描述，母亲虽与自己分离八年之久，但是并没有使自己与母亲产生隔阂，相反以母亲为荣。

     1938年8月，蒋祖林离别了外婆去延安。蒋祖林读完小学二年级时失学了，因为外婆年老，没有工作，两年来就靠丁玲去陕北苏区时从上海寄回来的三百多元钱生活。钱用完了，丁玲把孩子接去了延安。八岁的蒋祖林，已经懂一些事了。七岁那年外婆就告诉他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。他也知道妈妈是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作家，这时正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在山西抗日前线。当时的报刊上对她和她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不少报道，周围的人们也传说着。丁玲还寄回来几本小册子，那里面的文章把她誉为“战斗的女性”“民族女战士”“新中国的先驱者”“中国的最好女儿”。从这些报道里，蒋祖林想象着这位常年见不到面的母亲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他很自豪，以母亲为荣，母亲甚至成了他的偶像。

    丁玲对孩子的培养着重于意志、性格、作风的锻炼。她从不娇惯孩子，在她眼里孩子物质不富足没关系，关键是精神要富足。所以在儿子的学习上丁玲从来不松懈，一有时间就抓紧让孩子学习。

     1938年10月底，蒋祖林进校一个多月的时候，为了防备日本飞机的轰炸，学校紧急疏散。他甚至来不及去告诉妈妈一声，就随三百多人的学校队伍向安塞县疏散了。在他们离城的第二天，延安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，四五十架飞机把延安城炸成一片废墟。在一个名叫吊儿沟的村庄里，孩子们住进了据说是地主老财遗弃了的一排石窑洞。在这个荒凉的小山村，蒋祖林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冬天。然而，在艰苦的条件下孩子们却没有放松学习:没有教室，就找一块较平坦的山坡当教室;没有课桌、座椅，每人搬一块石头或木板当座椅，自己的大腿就当课桌，把本子放在上面写字。顶着刺骨的朔风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下，他们一天也不间断地学习;课间休息时，他们就跑步，让身体暖和一些，好继续下一节课的学习;吃饭也在露天，吃到一半，饭菜就都凉了;没有火烤，他的手、脚都冻伤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母亲没有给小祖林来过一封信，以前每周六母亲都会来接他，现在却没有来。母亲培养着孩子的独立精神，在战乱的年代，这就是母亲能给予他最有价值的教育，因为丁玲太明白在那个年代经历风雨才能成长的道理了。

     1939年，丁玲派人把九岁的蒋祖林接回延安，送他去当兵。小祖林从小就非常崇敬、热爱八路军，所以当他听妈妈说自己要去当八路军时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梦想要成真了，就立刻高兴地说:“好!我去。”对干这个决定，丁玲是深思熟虑的。母亲当然是为孩子考虑，她知道让孩子去更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炼下没有坏处，另外他深知儿子性格不够活泼，到宣传队那样的地方待一阵比较好。

     蒋祖林从小丁玲就用集体主义精神来教育，所以在他的心里，集体最重要。1941年春天，在开展大生产的同时，边区政府号召勤俭节约。节约一份东西，就减轻老百姓一份负担，也给前方增加一份力量。小小的蒋祖林已经知道为集体考虑了，他看去年的那双单鞋还能穿，也就不领今年应发的单鞋了。没想到这双鞋穿了两个月就破得不能再穿了。同学们谁也没有多余的鞋，学校也没有。没办法，他就只好打赤脚。丁玲这年5月工作调动，放暑假的时候才让人牵了一匹马接儿子和另外两个比他小的女同学。一匹马来接三个人，驮上行李还能骑一个人。小祖林心里想，我是男子汉，又比她们年纪大，这马我不骑，让她俩换着骑。我赤着脚走路固然艰难，但走着心里舒坦，要是骑在马上心里反而不自在。所以一路上尽管她们两人坚持要他骑一会儿，他也没骑。

    丁玲对他的品质十分赞许:在这乱世流年里，我没有精力去一一提点孩子，一板一眼地教育孩子，可孩子还有这样的好品质!这其实是源于丁玲的影响，因为丁玲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，在自身的修养和素质上都有高标准，她为孩子塑造了一个榜样。

   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却很难做到如此。父母做不到的事情，孩子做起来当然也会勉强，而父母很优秀，则无形中会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。孩子具有惊人的模仿能力，他的优点和缺点，很多时候正是来源于父母。所以父母做好自己，用无形的精神品质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孩子会用欣赏的态度向你学习的。